第424章 首班车上的老人（1 / 1）
老李在北京开了二十五年公交车，一直是早班。每天凌晨四点多出门，五点半到车队热车，六点准时发出第一班。这条线路他跑了十几年，沿途每个站牌、每个坑洼都烂熟于心。
十五年前那个冬天的早晨，天还没亮，下着小雨夹雪。老李从始发站出来，车上只有两三个乘客。到了第一站，他停稳车，打开门，没人上。他正要关门，从反光镜里看见一个老太太正小跑着追车。地上湿滑，老太太跑得踉踉跄跄的，头发上落了一层白霜。老李按了两下喇叭，探出身子喊：“大妈，您慢点儿，我等着您！”老太太听见了，冲他招招手，喘着粗气跑上车。她身上的棉袄被雨雪打湿了，肩膀上一片水渍。老李从兜里掏出一条新毛巾——那是单位刚发的，还没拆包装——递过去：“您擦擦，别感冒了。”老太太接过来，笑着说：“小伙子，谢谢你啊，这大冷天的，亏了你等我。”老李说没事儿，您坐稳了。一路上聊了几句，老太太说是去给孙子挂牙科的号，大医院的专家号不早起排不上。老李把她拉到第七站，下车的时候雨雪还没停。老李又把自己的折叠伞塞给她：“您拿着用，别淋着。”老太太推辞了两下，还是接过去了，站在站台上冲他挥手，说：“明天我还坐你的车，把伞还给你。”
第二天，老李还真在站台上看见了她。老太太把伞叠得整整齐齐，递给他，又从兜里掏出一个苹果：“拿着，路上吃。”老李笑着接了。从那以后，老太太隔三差五就坐他的首班车。有时候不坐车，也站在站台上等他，递个橘子，递块糖，说两句家常。老李知道了她姓赵，老伴儿走了多年，一个人住在儿子家，早上起来没事，就喜欢出来走走。一来二去，老李跟赵老太一家人都熟了——她儿子、儿媳、孙子，都坐过他的车，见了他都客客气气地叫“李师傅”。
这样过了大半年。那天早上，老李照常发车，远远就看见赵老太站在站台上。可她上车以后，老李觉得不对劲。老太太平时爱说爱笑，上车第一句话准是“李师傅早啊”，那天她一声没吭，低着头走到车厢后面，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了。老李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，老太太脸上煞白，不是那种没化妆的白，是那种像扑了一层白粉的、没有血色的白。她嘴角微微翘着，像是在笑，可那笑容一动不动，像是画上去的。老李喊了一声：“赵阿姨，您没事吧？”老太太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那眼神也是直愣愣的，嘴唇动了动，没出声，又低下头去了。老李心里犯嘀咕，可车上人多，他没再多问。那天老太太什么时候下的车，他都没注意——往常她都会走到前门跟他打声招呼再下，那天没有。
第二天早上，老李开到那个站台，看见站台上站着一个人，不是老太太，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，穿着深色夹克，右胳膊上箍着一块黑布。老李心里咯噔一下，打开车门。男人上车的时候，他看清楚了，那黑布是戴在右胳膊上的——北方规矩，男左女右，这是家里有女长辈走了。老李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说什么。男人先开了口，声音沙哑：“李师傅，我妈……以后坐不了你的车了。”老李的手握在方向盘上，指节发白。男人接着说：“三天前的晚上，我妈忽然说心口疼，我们叫了救护车，车还没到，她就……她走的时候，眼睛一直看着门口，像是在等谁。”男人抹了一把眼睛，没再说下去。老李想说句节哀，嘴唇哆嗦了两下，没说出来。他想起了昨天早上赵老太上车时的样子——那张煞白的脸，那个定住的笑容，那双直愣愣的眼睛。他张了张嘴，差点说出“我昨天还看见你妈了”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人家正在办丧事，说这个不是添乱吗？他点了点头，说了句“节哀”，关了门，踩下油门。车开出站台的时候，他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那个站台，空荡荡的，只有风卷着几片枯叶子打转。
这件事成了老李心里的一根刺。他跟家里人说过，跟队里的老司机也说过。老司机们听完，有的沉默，有的叹气，有个开了三十年夜班车的老孙拍了拍他肩膀说：“你这才哪儿到哪儿。我们开夜车的，见的事儿多了去了。你呀，慢慢学吧。”
老李那时候还不知道，老孙说的“慢慢学”，很快就应验了。
那是又过了两三年的事。老李已经开了快十八年早班车，算是队里的老人了。那天他到单位特别早，才四点半。值班室里只有两个同事，一个是跟他关系不错的小刘，另一个是老孙。老孙是夜班司机，刚跑完最后一趟回来，脸上带着疲惫。老李跟小刘使了个眼色，俩人走到楼外的花坛边上抽烟。老李递了根烟过去，打火机刚打着，他肚子忽然一阵绞痛，是那种翻江倒海的急。他赶紧把烟往小刘手里一塞，说“你等着，我去趟厕所”，捂着肚子就往楼里跑。
单位厕所在一楼走廊尽头，老式的蹲坑，一排四个隔间，最里面那间的门永远关不严实。老李冲进第二个隔间，排山倒海地泄了一通。完事以后他推开门，弯着腰系皮带，一抬头——他看见了最里面那个隔间里站着一个人。
那人背对着他，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工作服，和他们单位发的制服一模一样。老李的第一个念头是“老孙也在上厕所”，可他觉得不对。那人站的位置不对，不是蹲着，不是站着方便，就那么直直地站在隔间正中间，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，一动不动。更不对的是那个人的脑袋——从肩膀往上，少了半截。不是没有头，是头只有下半截，眉毛以上的部分像是被什么东西齐齐地切掉了，露出里面白花花的东西。老李说不上来那是什么，不是骨头，不是肉，是一种他从来没见过、也不想再看到的颜色。那半截脑袋上面还戴着一顶帽子，帽檐朝后歪着，正是老孙平时戴的那顶灰色鸭舌帽。
老李的脑子空白了大约半秒钟。然后他转身就跑。皮带没系好，裤子差点掉下来，他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推开门，踉踉跄跄地冲了出去。小刘还站在花坛边上抽烟，看见他这副模样，烟差点从嘴里掉出来：“怎么了这是？见鬼了？”老李喘着粗气，话都说不囫囵：“厕……厕所……最里面那间……站着个人……半拉脑袋……戴着小孙的帽子……”小刘笑了，笑得很大声：“你是不是蹲久了腿麻眼花？厕所里哪来的人？老孙刚才还在值班室呢，我亲眼看见他出去买早点了。”老李一把拽住他的胳膊，拽得死死的：“你别进去！你跟我上楼，上二楼上厕所！信我一次！”小刘看他脸色煞白，不像装的，收了笑，跟着他上了二楼。
老李一整天心神不宁。他跑完上午的班次，下午回了队里，一进值班室就发现气氛不对。所有人都看着他，眼神怪怪的，有的欲言又止，有的干脆低下头不看他。小刘坐在角落，脸色比早上还白。老李拿起水杯要去倒水，小刘站起来拦住了他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老李，你先坐下。”老李心里一沉，问怎么了。小刘咽了口唾沫，声音发飘：“老孙……老孙没了。”老李手里的杯子“啪”地掉在地上，碎成了几片。小刘说：“今天凌晨，他下了夜班骑电动车回家，走到东直门那边过桥的时候，一辆大卡车从侧面撞过来。卡车刹不住，把他推到了桥栏杆上。他的头……被挤掉了半边。人当场就没了。交警从现场捡到他的帽子，灰色鸭舌帽，帽檐朝后翻着。”
值班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的钟在走。所有人都看着老李。老李站在那里，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闪过今天早晨在厕所里看见的那个背影——那个穿着深蓝色工作服的、熟悉的背影，那顶歪着的灰色鸭舌帽。他终于想起来那个背影为什么眼熟了。是老孙。他每天和老孙在值班室擦肩而过，老孙比他高半个头，走路喜欢背着手，后脑勺有点秃，永远戴着那顶洗得发白的灰色鸭舌帽。那个站在厕所隔间里的、半截脑袋的人，就是老孙。
老李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。他不需要说了，因为今天早晨他已经跟小刘说过，小刘肯定已经告诉了所有人。他只是默默地走到窗边，点了一根烟，抽了两口，又掐灭了。他想起老孙拍着他肩膀说的那句话——“你这才哪儿到哪儿。慢慢学吧。”他忽然觉得后背一阵阵发凉，像是有什么东西站在他身后，正等着他回头。
又过了几年。那天中午，老李跑完上午的班次，把车开回总站。正是大太阳底下，十二点多，阳光毒辣辣地晒着柏油地面，热浪从地上蒸起来，空气都在抖。老李吃了一碗炸酱面，擦了把脸，回到车上，发动引擎，准备出下午的班。他习惯性地先轰两脚油门，然后挂挡，调好后视镜。他往左侧后视镜里看了一眼——这一眼，他的血一下子冻住了。
后视镜里，他的车尾趴着一个人。说“趴”不准确，是整个人贴在后窗玻璃上，四肢摊开，像一只壁虎。那个东西黑乎乎的，看不清五官，只能看出一个大致的轮廓——脑袋不大，身子细长，像一只猴子，又像一个人蜷缩着。它趴在车尾，脑袋从后窗玻璃的角上探出来，正对着后视镜的方向，一动不动。老李甚至觉得它有一双眼睛，黑亮黑亮的，正透过镜子盯着他看。老李猛地回头去看后窗——车窗外什么都没有，阳光照在后玻璃上，明晃晃的，连个手印都没有。他再看后视镜，那个黑乎乎的东西还在那儿，还是一动不动，像一幅贴上去的画。
老李一把推开车门，跳下去，绕到车尾。车尾干干净净，保险杠上没有刮痕，后窗玻璃上也没有任何痕迹。他蹲下来看车底，空的。他站起来四处张望，停车场上一排排公交车整齐地停着，远处有几个同事在聊天，阳光底下一切都正常得不能再正常。老李搓了搓眼睛，又回到驾驶座上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告诉自己：“没睡好，眼花，肯定是眼花。”他重新发动车子，刚挂上挡，下意识地又看了一眼后视镜。那个东西又回来了。还是那个姿势，趴在车尾，脑袋从后窗玻璃的角上探出来，黑乎乎的一团。这一次，老李觉得它好像在动——脑袋微微歪了一下，像是在歪着头看他。
老李没再犹豫，熄了火，拔了钥匙，下车就往值班室跑。他一脚踢开门，屋里几个同事正喝茶聊天，被他吓了一跳。老李喘着气，声音都变了调：“我车上有东西！后视镜里看见的，趴在我车后边！黑的，像个人，又像猴子，趴在后窗玻璃上！”同事们知道老李以前的经历，没人笑他。大家面面相觑，谁也没接话。只有一个人站了起来——老关。老关是满族，五十多岁，在队里干了快三十年，平时话不多，但他说的话，没人不当回事。老关把手里的茶杯往桌上一搁，背着手站起来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走，瞧瞧去。”
老李领着他走到车旁边，指给他看：“就在后边，左后轮上面那块广告牌的位置。我从反光镜里看见的，黑乎乎的一团，趴在那儿，脑袋从后窗角上探出来。”老关没说话，围着车转了一圈，最后停在车尾，面朝后窗玻璃，站住了。老李远远看着，不知道老关在看什么。过了大约半分钟，老关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像是在跟谁说话：“兄弟，你这是干嘛呢？大中午的，不在家待着，跑这儿来吓唬人？”他停了一下，像是在等回答。然后又往前凑了半步，语气变得随意了一些，像是在跟街坊聊天：“我这同事是个老实人，开了二十来年车，没招过谁没惹过谁。你要是闲着没事，找别人玩儿去，别耽误他上班。他下午还有一趟活儿呢，一车人等着坐车，你这趴在他车后边，他不敢开车，你也不落忍是不是？”老关又停了一下，这回停的时间长了一些，大约有五六秒钟。他歪了歪头，像是在听什么。然后他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。你走吧，以后别来了。听话啊。”说完，他拍了拍手，转过身来，朝老李走过来，脸上带着笑，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他拍了拍老李的肩膀，手劲儿挺大：“走吧，没事了。那东西就是闲着无聊，逗你玩儿呢。我跟它说了，它不会再来了。”
老李半信半疑：“关师傅，您真能看见它？”老关瞪了他一眼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嗓门也大了：“你看你，又不信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老关家在京城以前是有一号的。锣鼓巷那边，老北京都知道，姓关的，算命的。那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。你说我看不看得见？”老李被他一瞪，不敢再问了。他上了车，发动引擎，战战兢兢地看了一眼后视镜——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。他又看了一眼，还是没有。他踩下油门，把车开出了总站。一路上，他每隔几分钟就瞄一眼后视镜，那个黑乎乎的东西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后来老李又开了好几年公交车，直到退休。他再也没有遇到过赵老太，没有再在厕所里看见过半颗脑袋，也没有再在后视镜里见过那个黑乎乎的东西。可他每次路过那个站台，都会不自觉地放慢车速，往站台上看一眼。有时候他觉得自己看见了一个老太太的身影，穿着棉袄，头发上落着白霜，冲他招手。等他再看，就没了。阳光照在空荡荡的站台上，只有风。他有时候也会想起老关说的那句话——“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”。他不知道老关到底有没有本事，也不知道那个黑乎乎的东西到底是什么。他只知道，那天老关往车尾一站，说了那几句话之后，他的车就干净了。二十五年，他见过三个不该见的东西。他从来没跟家人说过第二件事和第三件事，怕他们担心。只有第一件事，他偶尔会在饭桌上提起来，说完之后总要加一句：“赵老太是个好人。她走了以后，我每年清明都给她烧点纸。也不知道她收到了没有。”